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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实践中，只要一项基准从总体上看是从中线这一轴心进行格次划分的，那么，它所采用就应该是中间线法。

实践中，只要一项基准从总体上看是从中线这一轴心进行格次划分的，那么，它所采用就应该是中间线法。

当然，本文的考察仍然是一种宏观轨迹的探照，其间的精妙与深邃，还远未探查清楚。[3]何海波：《正当程序原则的正当性：一场模拟法庭辩论》，《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

按照自然正义的要求，规则是给定的、明确的，要判断其能否涵摄具体的情境。而在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方面，除非法律有明确相反的规定，授权立法隐含的要求是，根据制定法授权制定的程序性条例和规则，应该符合普通法的要求。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情境是给定的、个别化的，规则的适用则根据情境进行匹配。阻碍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这样的观念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展开，解释和适用的法律技术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就前者而言，可以提供自然正义的程序性保护，就后者而言，当事人并不能获得自然正义的程序性保护。

所有的行政决定，无论司法性、准司法性还是行政性的，都需要符合一定程度的程序公正的要求。[26]法院在判断是否适用程序性保护的分析进路时还涉及权利（right）与特权（privilege）的区分。无论是官方正统的四项基本原则论，还是学术意义上的五大根本法论，都是对中国宪法序言之高级法背景的描述、刻划与提炼，以彰显中国宪法饱满而实在的政治宪法精神，彰显中国宪法内含的对政治体存在类型与方式的总决断。

在接受西方宪法学规范训练的学者看来，中国宪法序言只是历史叙述而不具有规范效力，中国宪法总纲也必须经过挑三拣四才能够承认其中部分条款的效力。[33]这一学术进路的兴起与国内部分宪法学者对司法宪政主义的积极反思有着内在联系，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这一特定的立宪背景与文本结构，以高级法视角予以解释和分析，或可推进事物认知与理论发展。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外部视角的解释，是不彻底的文本主义。

如何确认呢？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就是确认过程。谁是宪法的守护者呢？第7自然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表明中国宪法将自身识别为一项政治事业而非职业化的法律事业。

以往对宪法序言效力的质疑大体根据其历史叙事的面向，但序言中的根本原则的效力却是难以否认的。那么，在英美宪政史中，哪些法敢于自称高级（higher）呢？这需要借助英国的自然权利理论和普通法传统来加以解释。二是序言提供了理解中国宪法的基本理论背景。社会主义宪法对近代宪法经典结构的实质性拓展并非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政治现代性结构在借助成文宪法形式予以表达时遭遇到了体例和结构上的某种困难。

这里的高级性具有两层内涵：一是宪法整体高于其他法律规范形式，高于法律法规，这是形式意义上的，已由宪法和立法法予以明确化，也是凯尔森规范等级理论的逻辑结果。天与地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关键性概念，是王命合法性的论证系统。四、何以高级？宪法序言的根本法属性 实际上，在英美宪政史中，高级法与根本法的观念具有内在的相互支援的逻辑效果，是对特定政治共同体所遵奉之政治信条的不同侧面的强调与表达。4、效力性 宪法序言的效力如何认知？或者宪法序言到底有什么用？这需要从第13自然段（总结段）来解释。

应该说，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在革命断裂逻辑之下悄悄地完成了宪法上通古今之变的任务，将中国宪法牢牢拴在古代文明与现代民主的根基之上。潘恩曾经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证伪《圣经》中的历史叙事，但《圣经》本身是以经为主线的，故其批评并不能切中要害[29]。

对近代宪法之结构体系产生拓展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下社会权利（第二代人权）的宪法化，出现了具有政策内涵的社会法治国条款，比如魏玛宪法和德国基本法。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会发现，具有历史[17]和规范[18]双重性质的宪法序言通常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文本之中，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文本中或者没有，或者仅仅是一两句话。

五、结语：中国宪法走不出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宪法序言中的根本法，从其立宪精神与内在构成来看，具有强烈的政治宪法精神取向，规定并塑造着经济建设与基本权利保护的节奏、次序与重要性。[31]施米特深受霍布斯和卢梭主权理论的影响，以欧陆公法的特有视角与表达形式对根本法概念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化，但其核心要素与英美宪政史中的根本法/高级法是共通的。第12自然段是关于外交政策的规定。宪法序言还要将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尤其是在成文宪法逻辑下，什么是高级的，什么是根本的，既要考察本民族的政法传统与政治习惯，又要考察特定立宪过程的政治决断与选择。这表明，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阶段，对高级法与根本法的观念理解与政治运用都是存在差异的。

[10]英美宪政思想推崇自然权利与理性，将之作为超越实证法（国王之法或议会之法）的更高的法律。普通法至少在形式上与逻辑上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但却不可指明具体的诞生年月和立法者，而是世代（generations）实践智慧以习惯形式累积完善的结果，既是遥不可及，不可更易，超越具体立法者意志与时代局限的，又是与时俱进，通过法官判例以及立法者（国王与议会）以确认形式不断损益完善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认为作为领袖的总统护宪优越于法官护宪。然而，对于淡化宗教背景且接受复杂化之社会主义宪法体系的中国而言，序言承载着远超具体规则并对具体规则之解释与实践产生支配和塑造的重大功能，既是规范叙事，也是历史叙事。

第1自然段通过中国历史的悠久性来证成其文明性，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的解释为革命建国的正当性奠定传统基础。这些政策性条款在叙述格式上沿袭了前述第1—6自然段与第7自然段之间的基本格式，即历史—原则—任务。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中国八二宪法序言约1800多字，共13个自然段，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要素和根本法原则。[15]国内也有宪法学者基于类似的知识背景提出中国宪法学在改革时代同样出现了此类范式转换，参见张千帆：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25]关于中国宪法中政治宪法结构的理论分析，参见田飞龙：八二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载《读书》2012年第12期。

麦基文教授曾对英国法中的确认性法案与引介性法案的区分史进行过思想史考察，参见CharlesH.Mcllwain,TheAmericanRevolution：A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58,pp.64-70. [9]关于英国政治宪法的基本观念，参见格里菲思：论政治宪法，田飞龙译，载《朝阳法律评论》第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2]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当中国宪法学界为2001年的齐玉苓案司法批复鼓与呼，而司法体制内的高层领导亦有意模仿1803年的美国马歇尔革命以确立中国的司法审查权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正是严格记载于序言并活跃于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宪法结构，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宪政体制甚至遥远的柯克传统的高级法/根本法观念与结构，故其失败并不意外。[3]实际上，即使是美国宪法也有序言，尽管极其简短，但意义深远，比如阿克曼教授就以序言中的我们人民（WethePeople）为核心概念重构了美国宪法史，提出了著名的二元民主论。

[1]这一争议至今未能获得圆满的理论解决，比如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代表人物陈端洪教授代表作《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关于五大根本法的概括主要以序言为依据，但遭到规范宪法学的强烈质疑。1949年之后的改造、运动等尽管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归入革命范畴，但却明显区别于1949年之前的暴力革命，而具有国家内部建设的性质。

本文既是政治宪法学之序言研究的初步尝试，也是重构中国宪法之高级法背景的方法演示。自然法是规范抽象的，属于人类对法律理性的信仰层面。其次，宪法序言中的原则和政策具有很强的制度性，是直接有效的宪法规范，尽管诸多内容不适合司法化，但并非不可制度化，因而不可轻易否认其效力。当然，薪火相传的国共两党革命只是大体完成了宪法序言第2段所确立目标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但对于民主自由还需要后革命时代的宪政予以落实。

[8]在普通法传统中，普通法律师群体曾经坚定捍卫自身对法律的解释权，而且解释对象即为不可追忆的习惯，同时严厉批评和戒备国王与议会的立法创制行为，在理论上将后者严格约束于对既有普通法的确认，而不是创制新法，如果创制的新法违反普通法，属于无效行为。第3自然段提出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自然段对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革命进行了历史性的肯定，将其作为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共和的重要历史实践。

[8]柯克奠定了英国的普通法至上传统，核心论据即在于普通法是多代人习惯积累的产物，而立法不过是一代人的意志与智慧，因此普通法高于立法，对立法构成限制和审查，可以宣布后者违宪无效。[32]其中，前四项根本法可以在宪法序言中直接找到，但基本权利却隐而不彰，不过：一方面，序言第2段的中国人民革命奋斗目标中包含民主自由。